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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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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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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事件究竟有何标本意义  

2012-05-07 18:08: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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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乌坎村事件近于尾声,但国内外媒体的热情似乎没有降下来。笔者也接了不少国内外媒体的电话。有朋友,特别是境外媒体的记者,总想引导笔者对乌坎村事件做 一个关于其“意义重大”的评论。的确有评论者认为,乌坎村事件的最后解决办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笔者自然不同意这种笼而统之的看法。

乌坎村事件由两个层次的问题叠加而成。

村 干部的选举的确民主程序不完整,村里主要领导人未得到多数群众的信任,这是乌坎村存在的第一层次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却不见得必然引起 尖锐对立的干群关系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在中国的城市社区,居民对选举普遍“不重视”,居委会领导人事实上主要靠政府任用,也未见得引起激烈的社区冲突。民 主政治当然有重大意义,但就事论事谈乌坎村事件,则要挖掘导致事件发生的更深刻原因。

第二层次的问题才是关键-----土 地产权配置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土地的使用和权利变换这件事看起来复杂,其实也不过是要分清其公共性与私人性两种属性而已。公共性问题由其使用的所谓“外部 性”引起,例如农地被不合理地用作了建设用地,或建设了有污染的工厂等等,这类问题一般可以靠政府与社区规划及用途管制来解决。而土地的私人属性则决定了 土地的使用者应该有独立的处置权,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这类公共事务处理原则来处置土地。例如农民的承包地征收这件事,不论征地是不是与公共利益有关, 开发商或政府都应该和土地承包者一对一地谈判,绝不能由多数人的决策替代少数人的意志。即使是因公共利益征地,在发生异议的情况下,法院也要针对农户走法 律程序,不能依多数人的态度对少数人直接采取法律行动。

如果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不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了也作用不大;就是说,即使依靠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个“好政府”,也不能在私人领域实 行多数人的意志,让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再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公共领域实行民主政治的原则,在私人领域实行自由决策的原则。在私人领域,集权介入固 然不好,民主政治介入也不好。中国农村事务中的问题,固然与民主政治发育不完善有关,但最关键的却是没有尊重农户权利,特别是没有尊重农户的土地财产权。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安排都不灵。

相 反,如果我们解决了财产权利问题,即使民主制度发展滞后,也不至于短期内有太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西欧国家的近代史上,基层民主发展是滞后的;有的国 家直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任务。但是,因为它们基本解决了土地财产权问题,农村社会便实现了稳定。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农民起义,但正如马克 思所说,农民的政治态度却是保守的;农民甚至喊出了“国王万岁”的口号!真正在上层发生的流血冲突,与新兴城市资本力量兴起和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有关。

有 了上述分析,我们便可有这样的结论:乌坎村事件的处置并没有完结;严格的选举只是对现有“村组法”的认真落实,不仅谈不上“革命”,甚至对解决同类问题也 不具有关键意义。当然,广东省对乌坎村事件处置本身是值得赞许的。对这类事情的处置,就应该像广东省政府那样,要相信政府和多数百姓一定会找到一个妥协退 让的底线;真正想给政府出难题的人是极少数,只要政府工作做到位,那些人就会孤立。也许这才是乌坎村事件的意义所在。

乌 坎村事件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在一定层次和一定历史时期,自由的价值甚于民主的价值;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特别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让他们在私人事务中享 有充分的自由,应是超越其他的首要任务。温家宝总理新近在广东关于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讲话,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土地制度改革决策一脉相承,全社 会应予充分重视。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不是要搞什么“化”,只需要落实农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个新政策,把土地承包权真转化为受物权法保护的财产权,这 就够了。

话 说到这里,人们还会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如何划分才好?的确,这个问题不解决,说私人领域保持自由,公共领域发展民主,就是一句空话。这个在实践 中确实不容易把握。当今世界,就是发达国家也不敢说把这件事能处理好。抽象定义好给,一件事情只要按照私人事务处理时不对公共利益发生影响,就属于私人领 域的事情;相反,则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好多事情对公共利益的影响性质及其程度,往往有不同判断,但大体还会有一个共识。拿土地来说,其使用会有公共性, 所以要有规划和用途管制;但土地的交易一般不会影响用途,因为所有权(或承包权)变化以后,新的权利主体也可服从规划和用途管制。所以类似征地行为一般不 要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强制不愿意交易的权利主体。

乌 坎村事件给我们真正的启示,是要将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这个工作没做好,民主政治建设就缺乏根基。公权干预范围过大、程度过深,就 导致权力的“含金量”过重,民主政治就必然变质。对于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确立公民财产权是最大的“宪政改革”,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其他政治改革单兵 突进可能会惹出麻烦。

(此文发表于紫光阁杂志最新一期,这里增加了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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