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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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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要统筹全局重点突破  

2012-05-07 18:11: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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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 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 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 定。

国家发改委主要任务应该是使用经济杠杆落实产业规划。中央银行控制你的银根就行了,控制你的利率、准备金率就行了。如果涉及跨省的利益,中央要协调。省内的项目,中央最好不要干涉太多。

民主政治怎么搞?民主政治要搞,一定得有地方自治。首先你得在集权框架内,做一些准备工作,把权力下放,到时候再推进,困难和阻力就要少得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 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 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不能说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把人家的承包地拿走。这是公民个人的财产。现在,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 土地问题,焦点都在这儿。对农民的承包权,没有谁有权力说拿就拿。如果要拿,一定要通过法治程序。比如说法院要介入征地,一定要是重大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二、下决心做好产权改革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确实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 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 “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或有看法。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风险很大;社会不稳对 老百姓是有坏处。

这 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 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 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认同。要精心塑造中华民族主体,否则必有后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在可控的小范围里。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三、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靠“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现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用老办法,但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土地。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真正“人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受约束,凡是妨碍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保障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支持。

要 重新认识“公有制”的内涵。其一,国家对重要资产(如一部分土地)的使用进行合理干涉,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是更有意义的 “公有制”,而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资产。其二,公有资产的使用权也可以“物权化”,成为公民的财产,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应该是农民的财产权,要像保护农 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改革中就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阻力。

要 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对话环境。媒体和社会团体要参与和促进社会合作,特别是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对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实现社会合作、创建 和谐社会的行动中枢。对于重大公共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可组织公开辩论,组织听证会,以便把争论纳入“主渠道”,比民间自发辩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一句 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广泛对话,不能走马观花。

 

四、把现有改革空间利用够

我不知道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我希望的突破点是什么,那就是更深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而其核心是保护的财产权。还是产权问题。

 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从上而下的,但是,直到现在,发达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还远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比如,英国1999年 才恢复英格兰议会;意大利是“国家的民主制,地方的帝国制”,总理是选举的,但省以下的官员是任命的,后来也在改。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改。可见,民主政 治发展是个长期过程。民主只是公共领域的游戏规则,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公共领域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深算深,多浅算浅?更需要考虑的是,在现行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之下,改革的空间还有有多大?我认为有空间。把可利用的空间基本利用够,有利于降低风险。司法的独立性增大一些,可以吧?产权改革可以吧?

要说改革的智慧,那就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把容易改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都做完。在此过程中,涉及体制的改体制,涉及权力的调整权力,步步为营,步步推进。

关于改革的突破,我最想说的是:要把握好节奏,自由、平等、民主、稳定,这四个步骤要把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了解情况,保持勇气。

还 有细节问题。现在,在改革突破的问题上,搞政策研究的和执行政策的,往往是两张皮。搞政策研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有些执行政策的人却相对保 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法律必须遵守;必须落实;但我们有些时候立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现在红头文件的权威也下降了。这种局面不改,改革难推进。

(上周二与新京报曹保印谈改革。今日新京报纳入以“改革五人谈”为标题的采访报道。另四位先生是迟福林、袁绪成、郑永年、周超。这里是我自己在发表前改定的,发表时略有删节。本人帖至这里又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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