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网易考拉推荐

文化研究中的假命题与文化研究困境(续前)  

2012-11-01 13:45: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命题妨碍了对文化问题的实证研究
 

笔者反对某些论者夸大民族间行为文化的差异,但并不否认这种差异。笔者只是主张对行为文化的差异要作实证研究,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用虚幻的概念联系来替代客观的真实联系。

中 国学者研究文化差异问题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揭破“李约瑟之迷”的诱惑,这原本是无可指责的。“李约瑟之迷”实质上是民族命运之迷。民族命运无疑与民族的 文化传统(绝不仅仅是典籍文化的传统)有关,但绝不仅仅与此有关。论者多抓住一个事实片断,甚至抓住一部文化典籍中的某个符号,便以为发现了民族命运的某 种基因而陶陶然乐在其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少学者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妄自尊大(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似乎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祖宗都曾有过,而外国一 切不幸祖宗都早已料定。一位著名学府的“文化大师”竟言之凿凿,说伊拉克的战败是因为不懂得中国古人讲的“兵不厌诈”,其无视事实、囿于纸面学问的拙劣触 目惊心。

民 族传统文化差异的幻觉可能与中国人的治学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治学态度有关。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典籍是一个大大的故纸堆,终生修学不尽;其中自有颜如玉,自 有黄金屋。儒学是一个大泥潭,而对儒学的社会需要则是饕餮之徒;人们一旦栽了进去,信息获取便永远得不到饱和,而其他信息便没有时间去获取。于是,一个儒 生便益发迷恋故纸堆,并由此幻觉出一个虚假的民族精神出来,而这个民族精神是绝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否则,终生的学问投资便要化为乌有,岂不痛惜! 民族文化差异的观念一旦形成,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治学态度,要人们益发热情高涨地去啃故纸堆,实证研究态度便到爪哇国去了。
 


 

上述夸大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把民族命运归结为这种差异的假命题,派生出了其他一系列假命题。下面拟扼其要者作一评论。
 

(一)“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

对这个假命题本文事实上已经作过某些评论,下面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讨论。

我 国学者许纪霖、朱学勤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有过深刻分析。诚如他们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礼记》),给人制定了“正心、诚意、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道德标准和追求“千年至仁之人极”的社会理想。但这套说教“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搞出来的理论多少偏于炽热的情 感,而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支持”(许纪霖,1990)。这套伦理价值观被用来诠释政治,结果是“以道德规范代替政治设计”,创立了一个“内圣开外王”的假逻辑(朱学勤,1990)。 他们还认为,在欧洲文化中,说教功能主要由教会来承担,而民间却保留了对客观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传统。他们的这些论点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我们不能在官方 倡导的儒家文化与实际的民间文化之间简单地划一个等号;真正的民间文化与其在典籍中去找,不如在野史或民间话本中去找。作一比较,会发现《儒林外史》、 《红楼梦》与欧洲近代小说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并无重要差别。

如果作深入分析,这个命题的虚假性并不在于把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而在于把儒家典籍的一部分内容,即“以仁为本”的内容与中华民族的本体文化等同起来了。事实上,儒家典籍还有不少与“以仁为本”完全相反的内容,这就牵涉下面一个假命题。

(二)“儒家学说‘以仁为本’”

儒家学说“以仁为本”的虚假性为许多论者所忽视。无疑,在孔子的学说中包含了大量“以仁为本”的思想,但也有不少与此相反的重要思想,只是后一种思想在后来被统治者及其御用理论家给扼杀了。朱伯昆先生就曾指出,儒家学说包含了功利主义传统(朱伯昆,1994)。

《大 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排列着“物格、知至”的训导,意在强调研究客观事物。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去远也”(《论 语》,阳货篇),很接近贝克尔关于人的偏好与行为的分析。他的“执柯以伐柯”(《中庸章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也很接近 马基亚弗里的思想。他评价求(人名)“不知其仁”,却认为这个人“可使为其宰”(《论语》,公冶长篇),说明他对为政之道持有非价值观的看法。孔子虽然倡 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做得不对 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另据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用一头牛感谢他,子 路欣然收下。孔子评论说,从今后鲁国勇于救人者会越来越多(《孔子家语》)。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 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在儒家学说的后来发展中,有陈亮、叶适、颜元和戴震等人继续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只不过不能占主导地位而已。

中 国古代其他一些重要文化典籍也有类似的实证分析思想。《吕氏春秋》云:“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繇(用)其道。治物者不于物,于人;治人者不于事,于君; 治君者不于君,于天子;治天子者不于天子,于欲;治欲者不于欲,于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乃天地之数也”(《吕氏春秋· 不苟论·博志》)。这一段话所言“性”,虽已超出了我们这里所讲的人性范畴,但从行文前后看,无疑包括了人性,这个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利己人”假说相当 一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马克思,18671405)。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供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最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同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在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概 括地说,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可能性,都有“以仁为本”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 同的发展路径呢?答案仍离不开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自然基础的实证分析,限于本文篇幅,这只能留在以后进行讨论。

(三)“中国文化传统以‘天人合一’为宗旨”

儒 家文献中的“天人合一”主张被某些现代论者看作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传统,并认为欧洲文化传统与此相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有人甚至认为“天 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所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天人合一”充其量是儒家典籍的某种主张,由此断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独有传 统,是绝对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正如我国学者罗卜先生所指出的,在把握主客关系(“天”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东西哲学及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罗卜,1994)。 中国古代就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之说,而欧洲近代则有培根主张以人类而知识进步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天人合一”文化传统论更不能解释当今现实。中国 这样一个有“天人合一”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环境污染已经是触目惊心,而有天人相争文化传统的欧美国家却在大力保护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难道是它们各自背 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种真正的文化传统难道就这样不堪一击,轻易会被背离?如果一种文化连自己都救不了,又何谈拯救人类,侈谈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文化是 中国文化”?显然,论者的逻辑地位是及其脆弱的。

(四)“儒家学说导引了东亚、东南亚经济奇迹”

这 个假命题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率先出现高增长,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经济奇迹。近二十年,中国、 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经济也在崛起,令世界瞠目。面对这个辉煌,学者们当然要作“研究”,政治家们也要给出一个说法,要找出其中的奥秘来。找来找去,要 看什么东西我有,而欧洲人没有,最醒目的当然是“儒家传统”了,这似乎很合乎逻辑。“国学大师”或自认为是“国学大师”的先生们喜欢这个说法,在这里, “儒家资本主义”可能是次要的,曾经倍受冷落的看家学问突然间显赫起来才是要害。当然,维护道统是要挂在嘴上的,不然何以惑众?政治家也当然喜欢这个解 释,想想看,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而对其发源地中国社会的衰变则一筹莫展,爱莫能助,突然在近几十年里由几位英明的政治家力挽狂澜于大 厦将倾之时,使儒学发扬光大,由“精神变物质”,政治家自然顺便可登堂入室,由凡人变为当代圣人,这是何等的荣耀!于是,学者和政治家奏响了复兴儒学的交 响曲,高扬起儒学统治21世纪的旗帜。一时喧闹,竟也成了气候。

其 实,这个命题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类似东亚的奇迹早在两百年前的欧洲已经出现过,翻开《共产党宣言》,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当时英国经济成长的赞叹。为什么 儒学令东亚奇迹姗姗来迟,难道因此需要指责儒学?不论当今的东亚奇迹,还是以往的欧洲奇迹,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跳跃式技术进步加上资本积累推动工业部门 的迅速扩张。至于东亚奇迹的出现晚于欧洲,则与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形成较慢有关,后一原因又有其历史逻辑。如果说有什么文化传统帮助东亚经济崛起的速度更 快一些,也恐怕与“有教无类”的历史承因有关,但这也不取决于孔子的倡导,而取决于东亚的传统社会结构。揭示这些关系还需要更深入的实证分析。

相 当一些文化研究者也许由于抽象思维力的欠缺,总是忽视社会发展中的某些共性,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染上这个毛病。曾几何时,经济学家还在赞叹日本的终身雇佣 制,但日本人在几年前发现这个制度有了问题,要改。文化研究者信息滞后,有的还在赞扬它,还说这是“以仁为本”的思想的体现。又曾几何时,经济学家炮制出 一个东亚经济发展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还没等这个“理论”炒热,突然出现了一个东亚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少数危机不重的国家或地区也顾不上什么推己及人 的儒学传统,眼看邻居失火,也不去救一把。这种理论上的笨拙,已经到了滑稽的地步。倒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出了解救药方,但也 无非是促进经济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这几味常见药。笔者由不得又想起马克思引述过得话:“这里就是罗斯陀,就在这里跳吧!”亚洲的金融危机就是“罗斯 陀”,传统文化如果能治病,就在此时大显身手吧,何必要等到21世纪!

关于文化研究,真正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典籍对人民发挥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估价这种教化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前充满假命题的文化研究不仅不能给我们以帮助,反而徒增害处。这也是历史经验。

正 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从教化人民、改造社会的功能上看,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但政府和学者们常常倾向于夸大这种教化作用,而一旦作用 没有实现,便茫然不知所措,乃至导引出反传统思潮。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困境所在。面对这个基本困境,诸如“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之类的争论是毫无 意义的。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作深入讨论。

政 府和学者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主要在于制造和传递某种信息,整合大众拥有的那些零碎的关于行为合法性的意识,使之系统化,统一化,并变得更方便交流,其 作用恐怕仅此而已。行为合法性意识的内容,即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通过家庭教育以及人的后天生活过程中发生的人际博弈来形成。行为合法性意识的形成甚至与 受教育程度无关。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包括本文前面介绍的例证,都证明了这一点。

任 何一个社会均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即社会大众拥有并认可的一种系统的关于行为的合法性意识。意识形态离不开政府与知识界的推动,但不能认为政府和知识界可以 任意进行意识形态操作。能够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必是在运作中社会成本较低、而社会功能较强的意识形态;否则,任政府怎么操作,被操作的意识形态都不会被社 会所接受,或只有被接受的假象,而事实上成为衙门与书斋里的供品。即使推广一种功能卓越的意识形态,其操作本身也有一个成本问题。

从 意识形态操作的角度看,一个政府依其目标在建立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若立足于给公民传递“不应该做什么”的信息,并辅以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意识形态构建的成 本会相对低廉,新加坡实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正原因正在这里,而不是什么“以仁为本”。但若政府立足于给公民传递“应该做什么”的信息,并将这种信息教条 化,且树立榜样以供仿效,则意识形态构建的成本会相对高昂。因为应做之事的潜在范围广大,与戒条相违与否的监督成本高昂;而不该做之事的范围可以比较确 定,对违规行为监督的成本相对低廉。后一种情形下的政府目标容易转变为法律,而前一种政府目标只能通过劝戒来实现,公民逃避较为容易,因此说谎和失信客观 上得到鼓励。此外,公民之间的信息结构与禀赋不同,偏好也因此不同,进一步说,决定其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点也不相同,若只告诉其应该做什么,多数公民就不能 实现利益最大化,进而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也将不能实现。

中 国儒家文化典籍中的有些伦理内容明显地反映了秩序化社会中民众行为文化的实际运行状态;在秩序化社会中,它不仅会为中国人所奉行,也会为西洋人所遵守。但 正统儒家学说的错误在于把它奉为永恒不变的“道”,而对其功利意义缺乏认识。这种学说在科学史上没有价值。除过这些伦理内容之外,孔子的许多关于为人处事 技巧的分析很精彩,表现了其很高的心理学造诣,为后人称道亦理所当然。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甚至到后来 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进身之阶。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变成一堆对于大众行为文化意义不大的文化符号,甚至变成专制王朝的文化包 装。因为在社会动荡时期,民众必然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道德劝说无法起作用;而在有序社会中(如村社共同体和现代法制社会),不用政府劝说,民 众自会奉行合理(也合乎伦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本来隐藏在民众之中。所以,正统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由政府操作在本质上是效率很低的,如果有什么 意义的话,也只是表现在政府形象的塑造方面,或者如前所说,也只是能够加速文化符号的传播,降低语言交流成本。

在 社会动荡时期用正统儒家教义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 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孔子仙逝,若干弟子继续传道讲学,到了子思时代,世风仍 不见好转,子思喟叹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 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1994)。

现 代史上不少国家花大力气给国民灌输所谓“科学世界观”,以期对国民意识进行根本改造,由此也踏入了一个经世济国的误区。首先,给一种学说冠以科学世界观, 将其绝对化,本质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即论有科学世界观存在,它也不能替代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不能消灭人之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也不可能 靠科学世界观消灭人的宗教感情。最后,科学世界观的形成要一大量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前提,而这是需要成本的。在谋生知识的获取也无足够财力保障的情况下, 难以想象国民会为了什么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投入时间和财力。在象征科学世界观的某些文化符号的掌握不再成为人们政治上进身阶梯时,社会出现对这套文化符号的 蔑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 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 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 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 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

参考文献(以文中首次出现排序)

梁漱溟,1949,《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樊纲,1994年,《中华文化、理性化与经济发展》,《经济文论》,三联书店,1995年版。

罗伯特.F.墨菲1986年《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汪丁丁,论文,《经济研究》,1994772页。

道格拉斯.诺斯,1981年,《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肖满章,采访布坎南,《经济学消息报》,19941117

M.W.里德,1987,芝加哥学派,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荣格,1933,《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198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梁启超:《管子评传》,载《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约瑟夫·里夫斯,《你有多诚实?》,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19974

千千岩英彰:世界第一色--蓝色,《日本经济新闻》97121

《庄子》,载《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月版。

费尔巴哈,1845 《宗教的本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简·廷伯根,1984,作为学习过程的发展合作,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费尔巴哈,1845 《宗教的本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杨明方,《日资企业中的文化碰撞》,人民日报,1995年,26

林毅夫,1989,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1994年,《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载《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Robert Schrank,1979,“Are Union an
Anachronism ?
Harvard Bisiness Review.September/October.1979.

《礼记》,《四书五经》,中国书店版。

《大学》,载《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许纪霖,1990,儒学在当代的衍化及困境,载《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朱学勤,1990,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同上。

朱伯昆,1994,重新评估儒家功利主义,《哲学研究》,19944

《论语》,《诸子集成》,上海书店版。

《孔子家语》。

《吕氏春秋》, 载《诸子集成》,上海书店。

马克思,1867,《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罗卜,1994,《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6

谭其骧,《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联吗?》,载《道佛儒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此文发表于约十年前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时有修改)
  评论这张
 
阅读(12696)| 评论(6)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