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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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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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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纪性难题  

2009-04-07 09:14: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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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此文是为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写的,发表时有删节。 

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把是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要降下来,例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例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正在为此进行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如何实现农民工进城务工向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平滑对接,并使这个过程尽可能稳一点、快一点,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纪性难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完成的《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合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众多的类似研究成果中,这项研究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力作。

报告的重要立足点是肯定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性,并积极评价农民工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由我国主流学者坚持这样一个研究立足点非常重要,并令人欣慰。多年来,我们总能听到一种不小的声音,发声者主张保持中国农村的传统经济状态,不赞成中国实现城市化,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一种消极现象。与这种声音相呼应的政策设计思路是这样一种意见:由政府花钱建设一个“新农村”,农民们就留在农村,并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所幸这种政策设计思路并没有占上风,这显然与一批头脑清醒的学者主导政策研究有关。

报告给我们传递了一些重要信息。一是中国农民工的数量一直在稳定增长,其增长与国家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农民工的贡献息息相关。二是农民工的主体由农村青壮劳动力构成,并且他们越来越显示出留居城市的倾向。而我国的发达经济区域有能力接纳农民工家庭定居。报告说:农民工在城市沉淀的程度和长期居留倾向增加,由“侯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大量村落将走向衰亡。无庸置疑,这种情形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设计中应该高度重视。三是从农民工分布的区域结构看,我们地级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的集中度在持续提高,而县级以下城镇的农民工集中度在下降。这可能反映了我国城市化政策设计或执行的某种缺陷。大城市的综合产业规划政策造成了“大而全”的产业结构,挤压了小城市的产业成长空间,是产生这种缺陷的基本原因,这是我的看法。这方面的问题说明,农民工问题需要政策综合配套来解决。这个报告还做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研究结论,它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形势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总体上外出大于返乡的格局不会改变。我以为,这个估计结果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值得决策者重视。从报告中的数据看,农民工的“返乡创业”主要集中在非农产业,并落脚在小城镇,而不是村庄。非农产业的特性是集中发展,否则没有效益。所以,“返乡创业”的本质应该是在农村“平地造新城”。我以为这个认识也需要决策者高度关注。

这个报告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给我们以启发,并引导我们思考更深入的问题。中国农村大体上已经不存在“边际劳动力报酬为零”的现象,这个结论应该能够成立。更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经济学告诉我们,假设平均工作日是一个常量,劳动的需求曲线也就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曲线,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所以,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农业的技术水平决定的。报告对农业劳动力需求也在不同假设下做了不同的估计。技术因素的影响的确比较复杂。从我自己的观察看,农民在生产中实际使用的技术又是农业投资规模的函数。投资规模大,技术水平就高;反之,技术水平就低。农民的投资水平又决定于一系列因素,只是经济学常常为了简化分析把它看作一个常量,而实际情形不是这样。总而言之,未来30年里,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不断减小的数量,绝非一个常量。报告正确地看到,“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时段”。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度出现的“民工荒”也可能是偶发的、暂时性的现象,它与劳动报酬的刚性变动特征有关,而不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推论,局部的“民工荒”的出现不应成为国家基本政策调整的依据。

关于农民的就业状况,实时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数量上的就业结构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量,报告为我们比较分析这两个量提供了基础,而这种比较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实时就业结构中如果再加上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这种比较会更有价值。仅仅考虑劳动力的数量结构,报告告诉我们,农村劳动力中的非农就业总量占总农业劳动力总量约48%。如果考虑实时就业结构,农民的非农就业总时数占到农民的全部劳动时数应该在80%以上。这是我的初步的粗略估计。我以为,这个分析有重要的政策评价意义。我国真正的“时间农民”(而非“数量农民”)究竟有多少?我们在支持农业工作中,是不是一半城市人对一半农村人的单向支持?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很有理论意义。

报告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推动城市化进程一整套政策调整建议。这当然是全部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不必赘评。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综合研究报告》给我们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但愿今后的类似研究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有斩获。例如,影响农民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制度可否做量化的研究?如果有这种研究,也许可以更好地确立政策调整的重心以及改革措施出台的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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