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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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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答人民网记者陈叶军问  

2009-04-24 14:17:5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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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下面的文字是经我订正过的人民网记者陈叶军对我的采访。编辑排列也出自人民网。党国英。

  编者按: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好中央关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民政策,进一步做好应对危机的工作?
  受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博士。
  精彩观点:
  ●全球经济即使恢复以后,恐怕今后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北半球的经济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北半球经济的互补性比较强,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对别的国家影响挺大的。我们常讲“木桶原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经济。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解决了国民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问题。二战以后,对美国经济推动比较大的恐怕还是注重结构调整这个因素。我们在短期的总量调节的同时,更需要做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调节。
  ●结构性的调整是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为此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劳资关系的调整;另一件事情就是强化、或者说推动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这是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四月初,G20峰会召开,4月17日-19日,“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经济危机与亚洲:挑战与展望”。当前,中国经济回暖,而中国和世界总体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如何进一步落实好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好中央关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实好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民政策,进一步做好应对危机的工作?我国这次保经济增长,不能像1998年那样依据扩大出口来达到目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博士。
    木桶原理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全球经济恢复后恐怕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
  记者:前期举办的两个重大会议——G20峰会和博鳌论坛,对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对各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探讨,党教授,您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的?
  党国英:全球经济即使恢复以后,恐怕今后要进入一个低增长时期。北半球的经济还是比较活跃的,但北半球经济的互补性比较强,一个国家出了问题,对别的国家影响挺大的。我们常讲“木桶原理”,也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经济。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全局。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短边效应存在不存在呢?我们不仅在经济上有互补,而且在体制上也有一种“互补”。我们国家是一个高积累、低消费的国家。这要求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相反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与我们存在这种体制上的“互补”,但这种“互补”给经济运行增加了很大的不稳定性,从美国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它的经济消费水平太高,甚至说早就有了消费泡沫。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风险就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比较小,大量的都是非刚性需求,也就是说一旦有风吹草动的话,美国人容易把消费需求大大压缩,这样消费需求就可能在短期内猛然地下降很多,而对实际的生存状况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它的整个消费水平高,刚性需求诸如食品消费和基本住房消费有保障,改善型消费和奢侈品需求比较大,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压缩的幅度也大。而我们向美国出口的东西,有的是满足他们的刚性需求,有的不是刚性需求;刚性需求当中也有一个量的问题,从美国来说就是在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刚性需求相对比较小,非刚性消费需求比较大。我们这边刚好是积累比较多、消费比较小,勒紧裤袋过日子,而同时又大量地生产。这样刚好与美国形成互补,我们大量生产、美国大量消费,美国对我们的产品形成一个需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外汇的增长。
  美国的非刚性需求只要一压缩,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要摆脱这种情况,要克服两方面困难,对美国和我国来说都很困难:从美国来说要压低工资比较困难,美国的积累由负或由零转正;我们要降低储蓄率或抬高工资,也非常困难。我们可以增加短期投资,刺激我们的经济,但是我们要消除结构性的问题,都有难度,就是说,我们做出这种结构性的调整,还需要时间,结构性调整的这个变量是很缓慢的。美国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调整起来也难。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才说世界经济要进入一个缓慢增长时期。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结构上的调整
  记者:对于目前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扩大内需的经济刺激政策,您有何看法?您觉得有效果吗?效果大吗?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
  党国英:最近一个时期中央政府在非常努力的做扩大内需的工作,扩大内需的工作应该说还是有成绩的,要抹杀这个成绩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个调整,还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调整,是一个总量的调整。从美国经济来看,这个凯恩斯主义的调整,的确对美国经济是一个贡献。但过去人们对这个贡献的认识有不合理的地方,与其说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经济是总量的调整,还不如说伴随凯恩斯主义,使美国人、西方国家形成了一个管理经济的技术性方案。这个制度方案主要指国民经济的核算办法。在凯恩斯主义之前,国民经济没有相对科学的核算办法,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才有了这个核算的办法,美国有了自己的货币政策。比如1929年、1933年的危机,之所以影响这么深,主要与美国的政策、经济运行方式不完备有关系。
  所以,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绩不在于总量上的调整,而在于解决了国民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问题。二战以后,对美国经济推动比较大的恐怕还是注重结构调整这个因素。后来里根当政,美国经济又采用了的一些结构调整的主张。总的来说,总量调整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目前,我们国家的大量投资对私营部门的刺激看起来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大概主要刺激的是一些投资品生产企业。对其他部门的关联作用大小还有待观察,其可持续性如何也令人生疑。我们在短期的总量调节的同时,更需要做制度上的和结构上的调节。
  记者:我国这次保经济增长,不能像1998年那样依据扩大出口来达到目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启动投资和消费?
  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党国英:结构性的调整是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为此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劳资关系的调整;另一件事情就是强化、或者说推动要素(尤其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这是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两大战略。
  记者:您觉得如何解决好结构性调整的中长期问题?有什么较好的战略措施吗?
  调整劳资关系对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党国英:首先,中国的劳资关系的确是需要做大的调整。在研究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若忽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如果平均每个在职职工增加劳动时间10%,大概就意味着四千万个工作岗位消灭。我们的城乡非农领域在职职工全国大概4亿个左右。而如果平均每个在职职工增加劳动时间20%,就意味着消灭八千万个工作岗位。而我们政府为每年的八百万就业岗位非常发愁。我们调查发现,我们在低端的就业岗位(我指的是低端服务业等建筑业),工作时间的延长远远超过标准时间的10%和20%,这不是一个夸张的数据。我随机访问发现,低端领域多是超过100%的情形。有的政府机构甚至也是如此。可见调整劳资关系工作可以大大地加强。
  调整劳资关系、降低超额劳动时间,能大大扩张内需。一方面是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工资水平提高以后可能要迫使企业要增加设备投资、节约劳动成本的开资,这样还会增加投资需求。所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扩大,我们中国经济的内需就扩大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减轻对国外的依赖,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非常重大的。而我们现在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很少分析这样一个事情。
  当然工资水平的提高到底怎么样在量上拉动内需,我们缺少一个测算,但从经济学理论而言,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在此,以美国经济史为例作为这个论点的支撑。美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求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追求的结果如何呢?不是竞争力下降了,而是美国经济的不断攀升。所以说我们中国要扩大内需的话,可以着力于劳资关系的调整,不能像过去一样,一方面勒紧裤带过日子,另一方面自己的需求上不去,而倚重于国外市场的需求,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人的福利,也增加了中国经济的风险。调整劳资关系对我们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的、战略性的意义。
  记者:面对当前美国次贷危机加剧、国内经济增速趋缓、通胀压力加剧的严峻局势,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之路,其重点则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请党教授谈谈金融危机影响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发展浅山区的房地产业,满足富人的高端物业需求
  党国英:对于产权问题,我们要广义地理解。包括消费者购买任何耐用消费品乃至其他商品的权益问题。掏钱买东西了,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有保障。任何一个城市的消费者都有一个体会,当你的购买行为获不到保障的时候,降低风险的办法就是停止购买。为什么原本是降低营销成本的电视营销现在做不下去呢?就是因为消费者大量上当以后,消费者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递出这个不良信号,然后停止了购买。
  更为重要的不动产的产权问题,如就是住房。如果我们对买一套住房感觉到风险非常大,那么我们会宁愿住小房也不愿意改善。如果说我们有钱人想用一块土地来盖房,而土地的产权不可靠,他也不愿意买房。有没有人敢买呢?有,那是非常敢冒风险的、风险偏好者的行为。一个产权没有得到很好保护的社会,一定是市场不兴旺的社会。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对于中国房地产的发展的建议。
  更具体地说,我们主张在浅山区提倡三个支柱产业,第一个产业就是广义的林业要重视起来;第二个产业就是旅游业,第三个产业就是房地产。关于浅山区的房地产业,人们很少讲,因为在我们国家,土地开发商不会在山区盖楼房,山区住人不适合搞高密度的居住区,但是山区的房地产业是可以发展的。把人群排序的话,最高收入的5%的那些人口,全国大概就是七千万,涉及到大约两千万家庭,这两千万家庭是最富有的人,根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做一个大概的测算,他们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5%。这些富人怎么花钱呢?一个重要的支出就是奢侈品,特别是对国外奢侈品的消费。这些消费,每年大概在至少一千亿美元以上。这种消费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伤害是很大的。
  现在国外奢侈品消费的市场,越来越依赖我们中国,这对我们经济伤害很大,该怎么办?就是让我们的有钱人掏钱支持我们的房地产。当然,这些富人不可能仅仅住我们城市中的高层塔楼,我们要让他们住低密度的住宅。因为我们中国的耕地非常缺乏,我非常不赞成在我们的平原地区开放低密度住宅,而这个问题恰好越来越突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支持中央的政策,去保护耕地。因为我们不缺建设用地。
  那么我们在哪里发展低密度住宅呢?在浅山区。保守估计,中国的浅山区容纳两千万户是没有问题的。这两千万户低密度住宅,它的物业管理方面的就业能力非常大,一所物业住宅如果请两个工人来做服务业支撑,一点都不夸张;低密度住宅都可以个人雇佣保安、保姆。拉动几千万人的就业没问题,就业前景很大,再加上房产、装修等,拉动市场的内需非常大,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这个渠道,我们提升了富人的生活品质,减少了他们对国外奢侈品的消费,转移他们的需求结构,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当然,不要因为这个动作造成一些鸿沟,诸如有人批评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等。其实这些事情可以通过产权的改革加以克服。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修改法律,让富人在农村搞低密度的住宅,让他们可以买地,在地上盖房,但是一定要对他们的投资进行管制。这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到的,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管什么呢?要管水、管环境、管围墙,另外,当然要强化对物业的管理。比如管水,不能允许每一个住户都打井用水,而是要统一供水。让每一个业主管好自己的房基占地,比如说,不能超过两百平米,不能搞豪宅,一下占了五百、一千平米,不能允许。为什么说要管围墙呢?也就是对产权的限制。对两百平米前后形成的私密区,可以不允许他人随意进入,但前院、后院以外的地区,必须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进入,可以使用林间道路,可以在他的山林里休息。这不是天方夜谭,有的国家专门有这样的法律。这样就可以消除生态环境的担忧问题,并可以使生态环境变得更好。因为这些业主本身就成为了环境保护者。这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事情,对于房地产业,对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想强调,浅山区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不可一哄而起,要做好规划,修订有关法律。
  搞活房地产业要动脑筋,要有大手笔。要把“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的改革思路真正落实到行动上。为此要修订有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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