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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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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58年一个公共食堂的回忆  

2007-09-27 13:41: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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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 (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

  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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