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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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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所的一次讲演-2  

2007-06-18 08:10: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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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随着单个组织内部对抗人数的增加,单个组织的交易成本是上升的。随着对抗一方人数增加,对抗方各个组织的交易成本会降低。这样一来,对抗组织就有一个能够达到最大规模的点(设为B)。对抗方的人数也有一个最大点,超过这点以后对抗群体内部的交易成本就上升了。对抗群体中的组织不会一味地考虑将别人吃掉。因为将别人吃掉以后自己的组织的规模就大了,组织和其它组织进行谈判的成本降低了。同时,内部的协调成本变大了。过了这一点,这样组织之间倾向于妥协谈判,不会把对方吃掉。

 

当群体人数大于或者等于A点的横坐标时,个人才可能参加对抗组织。而社会上对抗方的最大规模是由B点决定的。如果B点在A点的左边,那就没有人参加对抗组织了;如果B点在A点右边,社会上就有人参加对抗组织。从理论上说,完全可能出现B点在A点左边的情况,我说的社会冲突的可控性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要探讨通过什么改革(比如民主改革)可以使得没有人参加对抗。我们说的对抗不是指合法的讨价还。如果你埋怨政府征收赋税太高但是仍然交税,这不叫对抗。因为这是打算进行交易的,而对抗是不打算进行交易的。我们探讨冲突的是否可控也就是探讨这两点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冲突是否可控就得看国家的权利者、领导者如何工作了。如果存在约束使得B点只能在A点右边,那么冲突就不可调解了。但是从历史上看,好多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比较平和的。比如英国就是如此。当然有人说英国还把国王杀了呢。我看的历史资料表明,英国要杀国王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内部贵族。反之,有些国家则转变不那么平和。

 

第四,我们要探讨社会利益均衡的问题。关于社会是否能均衡,福利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漂亮的。但是也有批评声音,说它的假设太严格以至于都是一些极端情况。还有批评,说它探讨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却未涉及分配问题。把新古典主义的福利经济学放到一边,我们想看看穷人和富人之间实现均衡有无可能。我们有时没有区分公平和平等,但其实效率和平等有冲突,效率和公平(公正)却没有冲突。这里就是想换个角度探讨效率和平等的冲突。

 

假设收入增长的边际效率是下降的。这里有一个图(图三),横轴表示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率,最右边转移支付率为100%。随着支付率上升,穷人的总效率上升但是函数斜率不是常数。富人随着支付率的上升,总效率是下降的。但是边际效率不是常数,所以函数图形也是弯曲的。如果假设成立,我们就总能够找到社会总效率最大的点。这两条曲线的具体形状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出。总效率最大的这点的支付率到底是小于50%还是大于50%,我们可以通过经验数据来确定,但我们的假设决定了它小于50%(穷人和富人的偏好不同)。

 

也就是说转移支付有一个最佳的百分比,可以使得社会效率最大。我们经常提到和谐社会,这里我们可以由此研究和谐社会到底是否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出身的学者容易把这些理论桂冠的戴在马克思等经典人物的头上。我们通过阅读发现,和谐社会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存在,讲得好像更加深入。外延再扩大一些,西方的学者一直在探讨均衡的思想。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均衡的思想则不是很多。马克思总是强调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所以他老叫工人阶级起来革命。

 

图三

 

到了这里,我们对冲突已经做了描述。平衡则可以被看成是可交易的状态而且这个交易能够实现一个均衡。用经济学的定义,均衡就是不能再好了。到此,关于冲突和均衡我们都有了认识。当然,关于均衡,我觉得福利经济学的一些思想也是很重要的。

 

第五个讨论是关于三种社会冲突的。这个观点我老在一些场合或者在撰写评论的时候提到。虽然我们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有很多复杂的矛盾,但是哪些矛盾是具有颠覆性的的确需要分析。如果政治家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就是他们的麻烦了。我们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人说农村的男性找不到老婆是个矛盾,很可怕并且具有颠覆性。前年我在江苏兴化出差,村里人跟我说村子里三四十岁的男人找不到老婆的很多。为什么呢?村子里年轻的姑娘走掉了。简单地说来就是高端过剩女性、低端过剩男性。农村男青年找不到老婆这对社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这讲得有道理。我则觉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下三个矛盾最为重要。国家和社会的矛盾,这是横向分权。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是纵向分权。劳动和资本的矛盾,这是要素分权。观察其它国家的社会转型,也是这三个矛盾比较麻烦,它们引起的风险也比较大。

 

我把这三个问题稍作一下解释。倒过来看,谈一谈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经济学家对民主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他们的看法和政治学家差别比较大。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激进的改革措施是农村改革中的村民自治。因为村民自治显然对党的领导威胁很大。后来我们遇到了粮米关系问题,02年中央文件削弱了党的影响,增大村民的自主权。不是党员可以发展你入党,但是只有成为村民自治会主任以后,你才能当上党支部书记。所以,这个改革是很激进的。估计高层是觉得这个改革在农村,所以问题不大。但是从性质上看,这个改革是最激进的。国内很多研究改革机制的,他们对此比较乐观,但是我却不是这样。88年村民自治开始试行,98年正式成为法律,到现在情况仍然不乐观。现在农村问题第一个是土地,第二个就是村民自治。改革也有做得好的,但是整体进展不好,遇到的麻烦很大。我在陕西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女镇长告诉我:“村民自治是亡党亡国之举”。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没有共识,高层政治家的意见也很含糊。因此,我觉得宣传正确的观点特别重要。一些很有层次的人物还说:“中国农民水平那么差,能搞民主吗?”我的观点是:民主主要是需求问题,不是素质问题。这样一来。山西平顶山区支持村民自治这就不奇怪了。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我觉得民主可能是好东西也可能是坏东西。我们社科院有学者研究村民自治的成本,有时实行村民自治的成本是很高的。要实现同样的效果,中寡权威有时也能起作用,可能不需要民主支持就能保持和谐的状态。由于时间问题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但是民主是一个需求问题,不是一个素质问题。很多政治学家可能不是这么看的。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但是经济学家的看法还是和其它学者有很多不一样的。前几天参加政法大学的一个会议,会上就有学者说:“如果我们不修改户籍制度的话,我们岂不是要搞联邦制吗?”他是主张让农村的人能够自由进入城市。我问他:“贵州山区的农民进到北京市里、住到立交桥下,要不要落户口?”他不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去都可以,跨省移动或者农村到城市的迁徙都可以。”他对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暗含着一个假设:北京和贵州山区的福利水平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农民在山区有房住,在北京怎么会没房住呢?如果不一样,岂不是联邦制了?美国联邦制各个州的水平是不一样的,不搞联邦制就应该是一样的。这个学者的观点暗含了对联邦制的批评,其中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我觉得经济学应该要回答的不是大国小国的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都可以按照联邦制思想来治理。欧洲那些小国实际上也是按照联邦制来治理的。比如意大利在过去是中央民主制地方帝国制,最后证明这样不好于是开始改革。英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朝着帝国制的方向发展的,它要把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统一起来。它曾经有阵子把苏格兰议会消灭掉了,1999年又将其恢复了。苏格兰的国民党最近成了议会多数党,这个党想搞独立。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像英国这样的我们看来制度已经相当稳定的国家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它还在进行权力下放的工作,它是小国。还有一个小国——丹麦,我在那里呆过一小阵子。丹麦也是在搞政府体制改革和权力下放。关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能无关乎国家的大小。我们过去常常认为大国才需要搞联邦制。大家看看这两个思想。一个是只要中央能管的事情就不交给地方,另一个是只要地方能做的事情就不交给中央。这两个思想中前一个中央管的事多,后一个地方管的事情多。我批评的是仅仅把地方自治归结为大国治理的思想。由于时间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就不多说了。联系中国的情况,我自己觉得还是分权不够。

 

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是想说学理性的问题,赵农在这方面很有研究。关于谁统治谁、谁掌控谁,张维迎也喜欢谈这个问题。我们所里的于建嵘搞过一些农村社会调查,又分析过工人阶级的状况。我觉得劳动和资本关系在我国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经常有人替我这么定义:党国英是农科所的,替农民说话、是农民的代言人。有人老提农村人口收入低,城市人口的收入高。但是我觉得这种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农民的劳动时间比城里人少。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水平,城市是农村的不到四倍。但是据我估计,城市人的劳动时间却是农业劳动者的五倍以上。通过随机访问,我们发现城市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劳动时间是84小时。我们国家部委单位的工作人员的每周劳动时间也是超过40小时。我知道他们经常加班,有时双休日也不能休息。劳动时间普遍过长,这个有人专门做过调查。我曾经做过推算:如果严格地执行每周40小时的劳动时间,中国城市可以增加就业4000万。这里面可能忽略了一个因素。劳动时间减少以后,工资水平会上升。工资水平上升以后,可能引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从而影响这4000万的数字。我们现在博士、硕士找不到工作,可能与劳动市场的结构有关系。某个万人大学,哲学这门课程只有三个教师来讲。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博士、硕士怎么找得到工作呢?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我们现在劳资关系非常突出,资本对劳动的盘剥比较厉害。进一步说,我们政府官员对资本也不客气,比如我们经常谈到对私人资本权力的损害。实际情况是,资本家受到欺负然后得到默许去盘剥劳工,这样就会让政府官员从自己这里得到收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劳动心里不舒畅资本家也不舒畅。为什么这种状态还可持续呢?在掠夺资本的时候允许资本掠夺劳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于所有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都是基本关系。最近社科院人口所谈这个问题比较多。从历史上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在转型时期都存在劳资关系的紧张。英国情况稍好一些,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比较成功。英国殖民主义中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好像时间不长,其实圈地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仍在进行。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时间,把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都化解掉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有些国家没有化解掉。

 

最后想谈论在处理社会矛盾的时候如何判断风险。社会转型时期的三大矛盾在化解的时候可以有很多方法,那种方法风险最小。前面已经说到了,我认为农村的村民自治是中国所有改革工作中最激进的一项改革。我个人认为它的风险较大。哪一项是最不激进、风险最小的改革,这是学者需要研究的。在参加会议的时候,总有学者讲到我们的终极目标,比如修改宪法。关于终极目标的判断,大家的区别可能不是太大。但是方法不一样,比如有些人在提到民主政治的时候强调选举、三权分立。我谈民主政治的时候强调两个东西,一个是政治家的职业化,另一个是政治家之间的竞争。中国的选举只要候选人之间有竞争,结果一般都比较好。大家对民主政治的功能、运作认识不一样,但是对于终极目标的判断却是一样的。对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采取提高劳动者组织程度的办法形成对资本盘剥的制约。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省份变小。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矛盾,我们要推行民主改革、反对腐败。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怎样排序风险最小?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时候更应该讨论过程而非终极目标。如果把风险最大的改革措施排在最前面,它产生的风险就可能使得改革中断。或者使得改革变成革命,那就麻烦了。

 

接下来,把解决前面三个关系问题的工作排序。当然,这只是我的思考,不一定正确。首先是反对体制性腐败,在司法独立问题上能不能有所突破呢?我们能不能采取像香港那样的办法反腐败?我提着10万块到你家里,如果你要了的话我就把你查了。我们现在不敢采取这个方法,这样做的话肯定一抓一大把。香港这样做了,美国也这样做,我们却没有。小偷把某个官员偷了,被抓之后说到他家里钱很多。结果这个官员说他家里好好的没被偷。还有建立财富流动的基本检测制度,比如对全社会的储蓄帐户的使用做出规范。我可以实行储蓄实名制,每家设一个帐户,并却对资金的异常流动进行监控。当然,这种制度可能有些人不太同意。接下来是保护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反对商业欺诈、调节劳资关系。我是按照风险大小来进行这样的排序的。这只是我的思考,我是想说有些政治家是否考虑过社会转型时期一揽子改革措施的风险大小,或者对与风险大小是否进行过评估。我认为这个评估很重要,但是从现实生活来看,评估做得好像不够。就拿反对商业欺诈来说吧,这个有很多可以做的工作。现在社会上商业欺诈现象极其普遍,大家对此也很无奈。在农村,村民自治改革也遇到了困难,但是对于困难的原因也没有太多思考。简单说来,还是认为风险评估非常重要。具体如何评估,我觉得还需要研究。就讲这么多吧,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些观点。

 

后记:在本次讲演结束后,还有戴建中 唐钧 魏宏 赵农 盛洪几位先生的评论,他们的评论很精彩,但因为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这里不便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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