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网易考拉推荐

转贴一篇批评我的文章  

2007-04-02 10:28: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题记:我不知道批评者是谁。近几年,这类批评常常可以见到。我不去评论这批评文章了。我把自己的原文附在下面。有兴趣的先生、朋友可以参考。 

驳《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件好事情》

 

近日看了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文月刊》2005年12(下)转载的一篇由党国英写的题为《百姓普遍热衷议政未必是件好事情》的文章,颇觉好笑。不知是党老有意还是一时疏忽,通篇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概念不清,历史知识欠缺到与小学生相比难分伯仲。说句不好听的话,党老写这篇文章,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到底主张人们议政还是不议政,他也搞不清楚.你自己看着办吧。

按照我国的语言习惯,“未必好”有三种可能,一是好,二是一般,三是坏。而党先生的结论是坏。党老说 “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问题”,要“消除百姓普遍议政这种现象”社会才没有问题。党老把百姓议政看成腐败一样令人深恶痛绝。在党老的眼里,官员的不正之风是腐败,老百姓的不正之风是议政。孙中山说的“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并主张的中国民主进程的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毛泽东提倡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以及江泽民强调的“三讲”中的“讲政治”,在党老看来统统是误人子弟的言论,是叫老百姓搞不正之风。

党先生非常谦虚地说“按我有限的知识和观感,我们中国人要比欧美人更关心国家大事”。为了说服读者,党先生故弄玄虚,决意从历史上去寻找根源。他认为,与中国相比,欧美的“社区有自治的传统,小百姓又不读书、不识字”所以,没有参政议政的热情和技能。言下之意,欧美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中国人,欧美的文明程度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正是党先生这“有限的知识和观感”险些把读者引入歧途,来个现代版的夜郎自大。好在读者更相信事实。清朝末年,当外国人拿照相机给中国人照相时,我们的老百姓还认为照相机能摄人魂魄,谁也不肯先照,谁也不肯多照;还有更可笑的,1876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运行后有一清兵认为自己力气大,竟异想天开欲在前面拦住火车去路,显示自己的本事;当〈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这样的不朽之作已在欧美广为流传的时候,我们国人的骨子里仍然相信真龙天子、君权神授;当民主、选举、议会、权力制衡等这些字眼传到中国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党先生谈到,“政治不过是为大众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既然承认政治是给公众提供的一种服务,为何又不能让公众议论服务质量的优劣呢,我们党一再告诫我们的干部要当好人民的公仆,不就是要我们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吗?不能议政就好比装璜公司给你装修房子不准你对他们的装修发表意见一样。试问党先生,你老人家受得了吗?在这里,有必要问一下党先生,什么叫服务,你老人家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党先生还谈到,公众普遍议政“会让政治家感到紧张”。这是对的,但是,紧接着,党先生笔锋一转,从而,“老百姓会把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怎么就突然得出把一切问题交给政治家解决的结论,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把毫无因果关系的东西扯到一起,叫人不知所云。只要有小学生智商的人都知道,老师批评你,同学议论你,并不是要你给他们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希望你发扬自己的优点,纠正自己的错误。

老党一再强调,老百姓关心国事是社会出了问题。但是,到底是社会先出问题老百姓才去议政呢,还是老百姓先议政社会才出了问题,老党没有说。到底社会出了那些问题,严重不严重,老党也只字不提。唯一痴心不改的是“要消除百姓普遍议政这种现象”。请注意,他用的是“消除”,意思简单明了,就是象对付“四害”一样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可见,老党决心之大,恨之切。不过,老党说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请允许我再来个不过,这是难不倒老党的,很快“大的思路还是能够找到的”。可是,找来找去,老党找到的却不是一个万全之策。他所说的大的思路却是 “给他们专门的议政舞台。”既然议政是件坏事,主张坚决消除,为什么还要给他们一个专门的舞台呢?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给自己一巴掌!

 

关于“百姓议政”

党国英

 

 

按我有限的知识和观感,我们中国人比欧美人要更关心天下大事。从乡间老夫到都市的出租车司机,都会有不少人能够对国计民生、道德文章这些衣食住行之外的事情议论风生。百姓自然是可以议政的,但百姓普遍地热衷议政,也未必值得赞扬。

我猜测,“百姓议政”情形成之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下述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可能是中国某种的历史遗产的影响。中国是个大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候,国家的疆域很大,各王朝政权掌握了很多资源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王朝的一举一动都对小百姓的生计由很大影响,小百姓自然也关心政治事务。中国还有所谓“有教无类”的传统,小百姓可能识文断字,还有可能通过考场折桂获取功名,由底层一跃而至上流社会。这也使得关心国家事务在利益上有了必要性。相比之下,西欧社会的底层社区有自治传统,社会等级也相对稳定,小百姓又不读书、不识字,国家大事便成了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关心的事情。

另一个原因大概是中国社会的分工水平不高,相应地“政治”这个东西的专业化水平也不够高。如果政治活动有高度的专业化,且老百姓对从事专业政治活动的人士比较放心,那老百姓也可能不会太关注政治。政治的专业化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垄断,虽然政治世家的子女耳濡目染会受到父母辈的影响,从事政治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传统社会的政治是垄断的,老百姓不放心,于是大家也就自然关心政治。你想,皇帝的子女不管他是不是成器,也注定要做皇帝,能让人放心么?一个王朝到了末代,有皇帝在得知百姓没饭吃时,竟然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吃肉,这样的皇帝是无法让百姓放心的。专业化的政治也不意味着政治家不做错事,但因为近代政治家发明了不少有利于减少错误的政治制度,结果就比垄断政治要好了不少。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这20多年里,也发明了一些政治家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结果就比没有这种制度要好了不少。总之,只要政治活动的规则能让老百姓比较放心,老百姓也未必一定要热情关心政治。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件事情的专业化运作总比一群人胡乱干一气要有效率。

政治自身的职能过于沉重,也会导致人们过于关心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过是为大众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且不应该是全部公共服务。老百姓的全部私人事务不需要政治来介入,一部分公共事务也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商量着来办。但如果政治家的目标定得太高,想解决老百姓的一切问题,想在一切方面代表他们的利益,那就麻烦了。这样就会让政治家自己感觉很紧张,而老百姓也会把自己的一切问题都推给政治家去解决。每当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老百姓自然会归罪于政治家。所以,政治活动的规模不能太大,目标不能太高,如果太大、太高,政治家总有一个时候驾御不了政治机器的运行,调整起来也很麻烦。

看起来,百姓议政这种现象并非具有必然性。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认识的误区,以为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总是好的,其实很不一定。如果一个社会的老百姓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或处在一种紧急时刻。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这种情形都需要警惕。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实行的是西方那种民主制度,但那里的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民主制度的基础不牢靠,结果竟然使希特勒依靠选举实现了法西斯统治,给德国人民乃至欧洲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

要消除百姓普遍议政这种现象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大的思路还是能够找到的。老百姓要议政不能去堵。要使议政行为在一种制度设计下进行。人们议政的热情是有差别的,可以在反复的政治活动中“发现”那些最具热情的议政人士,给他们专门的议政舞台。经过一个时期的磨合,也就会有专业化的政治家涌现出来,其他老百姓对政治的关心就会少些。中国也已经初步发明了这样的制度。去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50周年;有了50年的历史,大家在肯定这个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自然会发现它的一些不足,自然会去想办法做进一步的改革,使这个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20050604改

再谈“百姓议政”

党国英

 

前些日子,新京报发表了我关于“百姓议政”的一个讨论文章后,在网络上看到若干批文章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好像初发在金羊网上,作者是毕诗成,题目就叫“百姓热衷议政未必不是好事”。这是我读到的发表在网络上的少有的很讲道理的文章。其实,毕先生文章的题目与我原来“百姓热衷议政未必是好事”这个题目并不矛盾,从用词看,双方都是讲条件的;是好是坏,要看条件是什么。我的文章实际上是客观地分析了一种现象,做“好”或“坏”的判断并不重要。

毕先生似乎不相信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关心国家大事(注意:不是“天下大事”),而他提出的论据却不大有说服力。按我有限的知识,关于“国”的概念,在中国似乎形成的更早。按照我所钦佩的历史学家斯特拉耶的思想,“国家”的演变是一个过程,当一个主体民族有了自己明确疆域的时候,国家才形成了。在欧洲,国家的形成大概是西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出现的政治现象,此前有暴力维系的不稳定的疆域单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暴力征服某个疆域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关于“国家”的政治(即不大提供公共物品),而只有暴力活动。人们尊敬一个皇帝,与热爱一个国家没有关系。皇帝或国王与其说是国家的领袖,还不如说是一个军事领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征服生涯。这是一个“英雄时代”,而不是国家发育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社会的公共品常常是教会和下层贵族提供的。

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民族)形成的时间比较早,尽管此后也有过几个大的混血时期。中外学者公认,中国要比欧洲更早地产生了发挥公共职能的国家机器,官僚机构发育得很充分。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被传诵的那些皇帝和大臣决不仅仅是战争英雄。很多清官在中国有口皆碑。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国家”的概念,至少,中国人心中的国家与那时欧洲人心中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上述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百姓的“议政”倾向,倒也无所谓好或坏。国家以及国家观念产生得早,也未必就值得自豪。西欧主要国家在历史上权力下沉也导致了地方的自治传统,对后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似乎有一些好处。这也许是韦伯所讲的大众民主存在的基础。但“大众民主”与我所说的百姓热衷议论国家大事根本就是两回事。民主过程其实是一个秩序化的议事过程,而议事过程是公共事务领袖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确定政治分工的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热衷自己小圈子利益的普通人被政治活动所“淘汰”的过程,脱颖而出的是一些专门“议政”的职业政治家。毕先生把“百姓议政”与“大众民主”当一码事是不恰当的。

把“百姓议政”看作那么高贵,可能有一种“拜国家”情结在起作用。国家这个东西在文学家的笔下常常被神圣化,冷静的学者不该受他们影响。政治家更倾向于过高估计国家的意义。出于利益的考量,人们把国家的状况当作自己利益实现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见得人人去议政就十分合理。如果国家以及国家事务的操作者(政府)的行为十分稳定可靠,在运行中高度程式化,大众就会把它的存在当作一种“惯例”,反倒不会去关心与它有关的国家的事务。这没有什么不好。人们关心自来水,不见得要关心水厂老板;关心火腿肠的质量,不见得要关心养猪场的畜牧师。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人人关心自己的事情是很好的。国家事务是政治家的事情,他们关心政治才理所应当。

当大众普遍关心国家事务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国家事务不那么程式化,国家事务对个人事务的影响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尽管人们对国家事务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存在的未必都是合理的,尤其是它发生的基础未必是合理的。有一点我和毕先生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他说“精英政治观”在政治体制已经达到“理想化境界”时方可以实现,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倾向于把政治活动看作一种社会分工,社会精英不可能都集中在这个领域;政治体制也难以达到所谓“理想化的境界”,只要有一个比较程式化的民主政治就够了。如果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使我们需要对百姓议政抱一种理解乃至认真听取的态度,那么,我们至少还要认识到百姓议政终归会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评论这张
 
阅读(168)| 评论(1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