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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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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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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构造社会公正   

2007-03-29 16:10: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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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这其实不是一篇官样文章,只是用多了一点官样文章的词汇。此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时间大约是07年3月上旬末。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构造社会公正                      

 

       最近,中共深圳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这样一个重要文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个文件出台的目的、背景及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都具有很高的新闻评论价值和学理分析意义。

       毫无疑问,《指标体系》的出台体现了深圳市政治家贯彻以人为本施政方针的意图。我们已经知道,以人为本是以神为本,也不是以权为本。但仅仅理解到这一层还不够。以什么样的“人”为本?会不会发生在强调抽象的 “人”的时候,忽视了具体的 “人”?会不会放纵“集体强制”而牺牲了个人利益?显然,深圳市出台的这个文件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些疑虑。《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要提高深圳市居民的“民生净福利”,其总体设想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基础,以政府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条件,使反映市民生活安全、教育质量、健康水平、舒适程度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关键指标有显著改善。支撑这个总体目标的是21个量化指标,其中至少有4项指标直接与社会弱势阶层的状况改善有关,其他一些指标也间接地与他们有关。

       《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究竟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目标?类似这样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深圳新政的贯彻落实,也关系到全国人本政治的成败。按我理解,可持续的人本政治只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不可能是全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体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也是这样。公民的一部分福利要在市场上实现,不可能人人均等。公民还有一部分福利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但也不可能完全平等。政府只是要保证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在所有居民之间平均分配。广义地理解,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获得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免于恐惧、饥饿和生存环境被污染的权利、了解政府活动信息的权利以及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净福利的最重要的部分,人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这些权利。保证了这些方面,就可以确立基本的社会公正。无疑,《指标体系》的实行有利于确保这样的社会公正。

在一定时期,如果人本政治向前多迈出一步,由追求社会公正转变到追求平均主义,就可能牺牲社会效率,使人本政治变得不可持续。公正和效率是统一的,而平均与效率之间存在冲突。例如,如果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们要像充分就业的社会集团一样获得相同的社会净福利,并且政府去推动这样的目标实现,那就意味着一种“革命”,由此产生的平均主义后果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长期承受。可是,难道我们能长期容忍因为就业状态的差距而产生的公民之间净福利的巨大差距么?当然不能!政府的积极措施只能是全面提升公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尽可能使所有公民能够首先从劳动市场上获得比较接近的劳动报酬。我们高兴地看到,《指标体系》中的“财政性教科文卫体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城镇登记失业率”和“零就业家庭户数”这样一些指标正体现了深圳市委在这方面的积极思考;如果没有这种积极思考,人本政治不可避免地将陷入浪漫主义的泥淖。

使人本政治陷入浪漫主义泥淖的最大威胁因素是放弃经济发展目标,试图用调整“利益存量”的办法来填平公民的福利鸿沟。来自高福利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保持低发展水平,特别是保持某种自然经济状态,不仅经济活动缺乏效率,政府也不可能集中一定资源用于公共服务,社会公正根本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效率越是低下,基本生存资源越是紧张,就越会发生人奴役人的情形,有区别的只是奴役的形式或奴役制度所披戴的华丽外衣。我相信,许多中国人对此保有心灵深处的记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如果想要普遍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绝不可以将经济增长的指标弃置不顾。所以,我认为《指标体系》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在首位,堪称明智之举。

现代政府或国际机构常常用一些指标来反映、监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般来说,若仅仅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设置就可以少一些,例如UNDP的指标就很少几个;若要监测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指标设置就可以多一些,例如世界银行的国际观察指标就在40个以上。《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主要是用来指导和监测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也不妨多一点、细一点。例如,可以有传染病防控方面的指标,也可以有妇女生存状况的指标,还可以有居民营养状况和社会犯罪率方面的指标。在现有的21个指标中,有的指标显然具有暂时性,例如有关社会保障的若干指标就有暂时性;在几年之内,政府提供或组织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可能将基本覆盖全社会,届时相关指标也就失去了意义。

       深圳市是一个新兴移民城市,而在国家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弊端的大背景下,深圳市的移民有也具有不同的身份,其中大部分外来农民务工者没有深圳户籍居民身份。我们不免要考虑,深圳市在计算“基尼系数”时会不会考虑外流农民务工者?若干指标中的“人均”概念是否包括了外来农民务工者这种“人”?显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同,指标的数值就会显著不同。从人本政治的本质要求看,农民务工者应该被放在深圳市社会管理的视野之下,而不论这种考虑会对《指标体系》运用的后果产生什么影响。

       深圳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巨大创造力的城市;不仅深圳市的普通民众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深圳市的政治家们也在殚精竭虑地寻求对旧体制的突围路径。现在,深圳市的政治家们向自己的服务对象提出了这样一个《指标体系》,等于向城市公民们递交了一把衡量自己的尺子。这使他们处在了更大考验之下。但换个角度看,事情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现代政府也不过在摆弄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如果不走极端,也就出不了大错;出点错老百姓也会谅解。怕就怕政治家既患得患失、不思进取,又闭目塞听、自言自语。由《指标体系》我们看出了深圳市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我们希望从这个《指标体系》出台开始,深圳迎来制度创新的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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