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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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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用发展机会平等保障收入分配公正  

2007-03-29 15:46: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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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听到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愿意接着这些话题谈三点想法。

一、          渐进改革剩下的难题有待攻克

公允而论,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渐进改革把一些难题也留在了后头。

从经济改革方面看,我们的要素市场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资本市场改革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步伐比较快,但我们还是能看到我国私人资本成长还不够快;私人资本至今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基本支撑力量。土地市场改革干脆没有破题,土地资源浪费的困境至今难以摆脱。劳动市场的统一性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口,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则没有获得平等的劳动权利的保护。

从政治改革方面看,有三个关键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或有力的解决办法。第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总没有重视它。但这个关系不及早处理好必有后患。第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或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以往这方面的改革总体上看还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思路。民主政治改革的风险来自过早的横向分权,而风险小的改革是纵向放权,但纵向放权的步伐还不够快。第三是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有一部劳动法,但这个法律没有得到有力贯彻。私人企业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尤其突出。

下面我着重谈谈就业机会平等与收入分配公正问题。

二、          必须用发展机会平等保障收入分配公正

我国存在严重的就业机会不平等的判断,来自三方面的观察。一是传统城市经济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工资差异,这方面已经有大量观察报告,不必细说。二是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异以及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壁垒,这方面的情形也是人所共知。三是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如果我们有比较充分竞争的劳动市场,这三方面的情形不会很严重。

据我初步估算,一个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特别是种植业领域的年劳动时间,是城市经济部门劳动时间的1/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想要是两个领域的劳动力的收入实现均等,是绝不可能的。如果硬要这样做,那就是一场“劫富济贫”的革命。这种政治目标谈不上公正。遗憾的是,大量社会人士在谈到收入差距的时候,不去谈劳动时间的差距。

如果真想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根本的办法是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间,这就要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大量农民尽快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

我们要改变关于公正的基本观念。平等是公正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要素。按我理解,可持续的人本政治只能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不可能是全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体到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也是这样。公民的一部分福利要在市场上实现,不可能人人均等。公民还有一部分福利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但也不可能完全平等。政府只是要保证最基本的公共福利在所有居民之间平均分配。广义地理解,公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受尊重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获得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免于恐惧、饥饿和生存环境被污染的权利、了解政府活动信息的权利以及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等等,都是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净福利的最重要的部分,人人都应该平等地获得这些权利。保证了这些方面,就可以确立基本的社会公正。此外,要认识社会公正的实施成本问题。通常,实施社会公正政策的成本在农村要高于城市。

在一定时期,如果人本政治向前多迈出一步,由追求社会公正转变到追求平均主义,就可能牺牲社会效率,使人本政治变得不可持续。公正和效率是统一的,而平均与效率之间存在冲突。例如,如果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们要像充分就业的社会集团一样获得相同的社会净福利,并且政府去推动这样的目标实现,那就意味着一种“革命”,由此产生的平均主义后果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长期承受。可是,难道我们能长期容忍因为就业状态的差距而产生的公民之间净福利的巨大差距么?当然不能!政府的积极措施只能是全面提升公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尽可能使所有公民能够首先从劳动市场上获得比较接近的劳动报酬。

三、          用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化解高昂的社会公正成本

解决就业机会平等问题,关键是要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

仅仅靠农业生产的进步,并不能创造新农村建设的条件。农业生产越是进步,例如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对农民的排挤速度就越快。我们不能想象通过农业的进步使得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反而比现在更高。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在农业高度“产业化”的条件下,服务农业的“龙头企业”从事更专业化的流通和技术指导工作,农民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产品的流通的领域和生产资料的购买领域,甚至连地头上的工作时间也减少了。因为专业化的生产,某些短缺农产品常常会迅速增加供应,而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又很小,价格便可能下跌,如果农民的经营面积不变化,农民的农业收入也会下降。

如果要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是让农民在闲暇时间更多以后去耕作更多的土地,另一个办法则是让农民去兼做别的非农产业工作。其实,不论什么办法,都要求农民能够找到非农就业机会。如果找不到非农就业机会,谁愿意放弃土地,将自己的土地转给别人耕种?所以说,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给农民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农业产业化所带来的好处才会变为现实。

按我的估算,户均耕作面积超过1公顷,城市化率超过70%,农民收入构成的变化会十分显著;农民问题的性质将发生变化。我国东部地区因为城市化速度比较快,农民状况已经有了显著变化,未来一个时期的关键是加快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西部边远地区要重视通过移民方式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加快城市化发展目标的关键,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

这里先扼要讨论劳动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我们估算,如果能严格执行“劳动法”,下决心解决劳动者加班报酬问题、城市居民兼业问题和童工问题,全国就业岗位有可能增加4000万左右。如果再能够加强居民收入调节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累进率,努力打破就业的部门垄断,就业岗位还可以增加。从宏观经济数据看,我国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这种差距不可能用技术进步因素来完全解释。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存在。

我们不赞成用农民素质低来解释农民失业人口大量存在的原因。事实上,在一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农民能够从事很多工作。电脑装配流水线上,经过短期培训的农民工完全可以胜任工作,这已经有事实可以证明。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才是农民工就业难主要制约因素。

如果以后要继续发布关于农村发展的“一号文件”,建议将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作为文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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