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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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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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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计划经济”能让我们逢凶化吉么?  

2007-03-25 21:29: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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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发展风云际会时期,学者中间总有一些大的治国方略的提出。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几个思想活跃时期,其实也是社会矛盾深刻、国家危机深重的时期。中国当代也处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到目前为止,平心而论,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做过的一些事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有几件事情值得称道。中国实现了对外开放,其后果是我们的经济在压力之下提高了效率,我们人民的思想也经受了启蒙;用官话说,这叫做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双丰收,此其一。其二,通过深入改革,我们的社会重心下沉了,就是说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方面,民间社会活动的自主性增强了;在农村社会我们还开始发育颇有声色的民主选举制度;在经济领域我们的私营部门在迅速扩张。其三,过去遗留下来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坚冰也开始打破,城乡统筹发展找到了方向。

但是我们过去走的路是渐进改革,渐进发展,这样就把一些难改的工作和难解决的问题留下来了。在居民收入共同增长的基础上,不同阶层的收入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在拉大,公平问题为全社会所关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是没有理顺,建立一种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的体制还没有破题;发展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大体上有了共识,但走出一条社会风险较小民主改革路子,似乎还在考验我们的智慧;经济在快速发展,但环境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解决环境问题似乎没有大手笔。

学者们对时局的批评大体上离不开上述几个方面。在各种批评者的立论中,有一种被我叫做“儒学计划经济”。它把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罪于市场化改革,主张用“完善”旧体制的办法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是计划经济思路的一种变异,只不过装扮了儒学外衣、借用了“和谐社会”概念,所以颇能赢得社会共鸣。

很难说“儒学计划经济”是一种有统一的内在逻辑的思想体系,但总还可以说它有大体的外观,有一些核心术语的支撑,尽管在我看来这种外观和支撑没有太多的逻辑的自洽性和可证伪性,而自洽性和可证伪性本应该是学术思想的基础。

“儒学计划经济”有这样两个特点:

第一是强调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并把我们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的东西说成是西方的东西。最近的新说法干脆把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哲学思想统称为“亚洲价值观”,拿它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相对立,认为西方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它所禀持的理念是竞争、增长和发展,而不是和谐”。显然,他们在这里把“和谐社会”与“竞争、增长和发展”对立起来了。

第二是将儒家提倡的“中庸”解释为“均等规则”和非竞争性。一个典型的说法是“要从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儒家文化的中庸、佛家文化中静修以及其他很多亚洲传统价值理念中去寻求智慧。”

为什么我在这里把有上述特点的学术思想成为“儒家计划经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的系统性的计划经济思想就是反对市场竞争,相信政府有操控经济的超人智慧和能力。因为当时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强调建立计划手段的可能性,后来被人讥讽为“计算机计划经济”或“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比这还早的计划经济思想,可以叫做“哲学计划经济”,因为它的基础是一种哲学理念。这些计划经济思想事实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命令经济”或“官僚经济”。一些曾经主张过计划经济的学者看到了命令经济的后果,后来明确放弃了自己的先前的理论。当今我国反对竞争、增长和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以儒家学说为装饰,所以把它称为“儒学计划经济”是比较恰当的。

 “儒学计划经济”用来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理论”。这种比较研究常常沦为学究式的自言自语,经不住历史文献和现实的考验。例如,我们就听到过这样的武断说法:“亚洲人求稳避险,求正避邪,求和避战”,言下之意是欧美人总是倒着来的。其实,股份公司制度、专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欧洲兴盛起来的降低风险的制度安排。至于战争,历史资料表明,古代中国以国内战争为主,而古代乃至近代欧洲则以民族战争为多;欧洲战争有专业化的特点,平民卷入战争的程度低,死亡率也低。关于文化比较研究,有学者谭其镶、朱学勤和秦晖等向我们提供了极为深刻的评论,使我们无法相信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能大到足以让我们选择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程度。二是“资源枯竭”理论。相比几十年前的“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儒学计划经济”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新的思想,多的是耸人听闻的恐吓与苦口婆心的关于生活方式选择的劝告。例如,有学者絮絮叨叨地告诉我们:由于人均资源所限,即便有少数亚洲的中产阶层可能模仿美国富人,但大多数亚洲人注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依我看,如果亚洲国家拿这种学说来治理国家,恐怕高兴的不是亚洲人,而是欧美的极端种族主义者。      

“儒学计划经济”取媚众人的一个做法是对现实的某种特殊的批判。前不久《南方周末》对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的访谈已经反映了这方面的严峻情形。我赞同刘吉先生的许多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我认为即使贫富差距是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政府也应该给予高度关注。从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看,收入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并不比两极分化来得更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积累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是不争的事实。大量问题的存在是因为改革的不够,而不是改革的基本趋向存在错误。

目前,见诸报刊、网络的批评文字多集中在官场腐败、分配不公和环境危机几个方面。说实话,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的确不小,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靠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而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老的计划经济不行,给计划经济戴上儒学的帽子还是不行。

“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所开出的解决资源紧张问题的药方是乌托邦幻想,这个药方甚至会导致政治上的全面的极端集权主义。有论者称,中国人应该过一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简朴生活,对现代化的道路提出怀疑。我以为,作为个人的生活态度,谁要选择乡间的生活甚至是落发为僧的生活,无所谓正确或错误,但要干预民众的生活选择,就值得讨究了。改革开放的结果之一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增加了生活方式的选择机会。经验已经表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竞争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而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会有更广泛的生活兴趣。试问“儒学计划经济”论者,你们如何去改造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他们不愿意选择你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怎么办?你们不就是要去改造他们的思想么?为了实现你们的政治“理想”,你们很有可能会全面控制消费品的供应,让我们的社会退回到上世纪60年代么?

“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描述的生活前景很令我们迷惘和忧虑。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生活。迄今为止,描述生活水准的最重要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为了降低生活的各种消耗,我们是不是要过一种“恩格尔系数”为0.8的生活?或者我们该学习美国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不用电,也不用任何动力机械?或者放宽地说,我们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应坚持“零增长”原则?对于这些选择的后果,我想起一些西方人士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他们希望我们的西藏保持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否则,西方的旅游者到了中国看不到中国的落后,岂不伤了人家的雅兴?“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既然只能却说中国人保持对发展的克制,而不能劝说西方人放弃他们的特别“文化”,那么,西方人要来我们这里攫取资源,我们拿什么抵御他们?拿大刀长茅,还是拿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咒语?批评者总是声称要反对“丛林原则”,可是,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劝告放弃“丛林原则”,不去和西方竞争,西方人就能当一个公正的“国际警察”来保护我们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么?再说,社会的权威结构必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生态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伴随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权威结构,此时不论儒家学说的调门有多高,人对人的奴役将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儒学计划经济”论者是不是对这种社会结构情有独钟?“儒学计划经济”论者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请做诚实的学者,快快放弃自己的主张。

资源问题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资源的数量和利用效率是技术变化的函数,而技术变动则是制度变迁的函数,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结论。如果把环境养活人口的能力作为资源紧张度的指数,原始社会的资源紧张程度大大超过当今社会。从目前全球的人口以及的人口的生存方式看,资源紧张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但这正是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时机。有两项技术对未来人类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受控热核反应技术的突破,另一则是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技术的突破。前一技术突破后可以大大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基本停止对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后一技术突破后又可以大大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从目前的进展看,这两项技术的突破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些技术还没有突破之前,还是要借助经济学的定价理论缓解资源供应的紧张。我国能源价格低,水价低,低廉的价格没有反映能源和水的利用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工业用水、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过低价格是水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不同地区应该有不同的用水价格,差价应该大到足以吸引工商投资和人口向水资源丰腴地方流动的程度。国家的税收制度应该支持合理资源价格的形成。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又在想过去的一个老问题。既然“儒学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可称道的学理支撑,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这样一种“学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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