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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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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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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解开“非转农”之结  

2007-02-22 12:01: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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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前,中国农民把“农转非”当作一个梦想,然而,世事倏忽,现在又有一些市民为不能实现“非转农”而心焦。对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这件事情说明我们至少在某些地区的某些层面上缩小了城乡差距,忧的是我们的体制在解决“非转农”问题上如同当年解决“农转非”问题一样地笨拙。

  公民有了难事喜欢找政府,有“非转农”愿望的一些特殊市民也要政府给自己帮忙。但是,这件事情政府似乎帮不上忙。2004年7月,北京市在农村进行土地确权,把“教师等农转非家属,且未安排工作,也没有享受退休金、生活补贴及社会保障的人员”列为确权范围,并规定他们可享受本村的土地收益。按这个规定,转不转户口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不转户口,按这个规定也可以满足那些市民“非转农”的愿望;但如果相关村集体的村民抵制这个规定,即使转了户口也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麻烦正出自后一种情况。一些村集体因为转让土地使用权而产生了一些财力,给村民又是送粮送油,又是发放生活补贴,对当年“农转非”的村民不理不睬,惹得这些仍然生活劳动在村里的这些特殊村民心里很是不平。看起来这些人为数不少,有的还联合上访,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两个方面有了利益冲突。一方希望“非转农”,想给自己争到一些利益;另一方则要守住自己的利益,不想给对方出让利益。每一方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不愿意接受对方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僵局,政府也没有好办法打破这个僵局。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种文明态度。什么是“文明”?若简单地定义,文明就是公正以及保障公正的制度;而公正则可以看作是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某种平衡或兼顾(很多人把公正与平等两者搞混)。如果说这里提到的原则过于抽象,我具体的意见就是,如果一个已经“农转非”的人员生活劳动在村里,他们没有被政府部门雇用,也没有享受到村集体以外的社会保障待遇,村集体就应该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村民,并让他们享受到一般村民应该有的公共福利待遇。

  “平等”这个概念很容易被狭隘地理解,这种理解常常包含排外和报复的基因。体现文明的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和效率兼顾的平等,应该拒绝排外、拒绝报复,体现面向未来、兼爱社会的理念。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至少也不能让报复心态浸染平等的理念。在“非转农”问题上,村民拒绝过去“农转非”人员回归自己的社区,一个重要理由是说这些人曾经享受了“农转非”的好处,不该哪一头都得到好处。这多少有一点报复心态在作祟:过去你风光,现在该我们风光了,你只能靠边站。这种狭隘心态自然够不上文明,因为它用某种小圈子的平均牺牲了社区的基本平等。要知道,村里的人均每月那几百块钱的“福利”也不是现在户籍村民的生产成果,而是过去全体村民的土地产权的利益,这种利益本该是大家的利益。

  也许再过十年八年“非转农”这样的利益摩擦就将不复存在,当事人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免会为自己的态度而遗憾。的确,这样的事情在当今中国算不了什么大事。但这件事情反映的社会心态却值得重视。自然,我不是说这种心态仅仅和农民有关系,事实上类似的故事也在城市也不断上演,甚至可以说城市里的类似故事更典型,也更具有危害。

  利益之争乃社会常态,但人们对待利益纷争的态度可能因社会体制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大略来说,一种体制如果能使得利益的获取与人们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人们就可能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利益纷争;相反,若一种体制使得利益的获取与人们的投入关系不大,换句话说,利益的获取常常受偶然性因素支配,人们对利益纷争的态度就可能比较消极了。在前一种情况下,并不总是说人们的利益所得必然是人们投入的回报,相反,人们有可能用宽容的心态去帮助弱者,只是要求这种帮助来自明处,并受一种稳定的规则支配。

  在后一种情况下,利益的获取过多地受偶然性支配,人们无从把握自己的长远利益,会滋长一种赌徒的心态,结果必然是人们之间锱铢必较,全没有宽容之意。

  在我们的体制中,利益关系受很多偶然因素支配,而这种情况又有体制作用的必然性。我们的体制把人分成“农”和“非农”两个群体,一个人出生在哪一个群体中,对他的命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改革试图打破两个群体的界限,但因为财产关系的改革相对滞后,偶然性的因素还是没有减少,事情有时候还更加复杂。所以,最终说来,妨碍我们用文明方式解决利益纷争的不是农民的狭隘,也不是什么“国民的劣根性”。

  体制转换需要时日,但盼着“非转农”的人们却在着急等待。怎么办?我看也不能强制村民们做什么。好的办法是由我们政府的官员们劝说村民们在“村民自治”的规则之下召开村民会议,用民主的方式改变旧的决定,满足那些想要“非转农”的人们的愿望。据我了解,我国已经有不少村庄开了“非转农”的口子,北京的一些村庄也这样做了。多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终究会解决的。

此文先由新京报2007022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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