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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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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均衡与建立和谐社会  

2007-01-29 09:53: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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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大利政治研究引出的一个概念

缺乏诚信的同义语是欺诈横行,是交往中的不合作。这种不合作对是社会有很大的腐蚀性。很难计算,普遍的商业欺诈究竟使中国损失了多少GDP。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欺诈,那些风险厌恶的潜在购房者可能放弃购房打算;因为导游的职业操守成问题,总有人会放弃外出旅游。阜阳劣质奶粉暴光,许多国产奶粉便遇到了销售困难。按照中国的技术水平,我们早该发展起相当规模的网上交易了,但实际上很不如意,因为大家不大敢信任这种不见面的交易。

既然背信弃义是一种很坏的社会游戏规则,每一个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为什么它还不能绝迹?现在学者们有了一种答案:背信弃义或永不合作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均衡,使陷入这种均衡的社会难以自拔。

美国政治学家R. D. 帕特南是一位大量运用制度经济学思想分析经济成长和政治发展的学者,他对意大利的政治变迁做了长达20年的系统研究,给我们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释。

意大利这个国家很是特别,它的南部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好,北部却相当繁荣。帕特南说,在中世纪终结前后的意大利南部,专制制度的“社会网络的不对称性,代表着剥削和依附,完全不同于北方以横向组织为基础的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所主导的社会网络。在南方,庇护-附庸的政治制度更为因人设事,更为行为短期化,更具有剥削性,更少‘公共精神’”。以庇护-附庸为基础的专制制度必然降低国家的效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种制度产生组织性犯罪。“国家长期软弱无力,导致自主性机构出现;而这些非正式组织的排他性权力地位,使得国家无法赢得大众的忠诚;国家因而积弱不振,这又强化了家庭、庇护制和黑手党的地位”。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大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了,也不大可能被接受。帕特南概括说:就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而言,垂直网络要比横向网络作用小,19世纪之所以证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有效率,20世纪之所以证明民主比专制更有效率,其秘密就在这里。

那么,为什么南部意大利就不能终结这样一种可怕的制度?帕特南分析说,意大利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产生了分别存在于南北方的两类制度,北方的制度形成了横向的社会联系网络,建立了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对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南方的制度则以垂直控制为基础,产生了庇护-附庸型的社会关系,阻碍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概括地说,南北方分别形成了两种社会博弈方式,北方是“永不背叛”的稳定均衡,南方则是“永不合作”的稳定均衡,两种均衡都有“自增强”机制。在“永不合作”的均衡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也是理性的,只是陷入了“囚徒困境”,难以打破。通俗地说,在这种“永不合作”的制度困境之下,大家都在欺诈,有一个人想合作,这个人必然要吃亏,结果是没人敢于出来打破永不合作的规则,大家陷入了一种僵局。

 二、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

实行垂直控制的制度所产生的“永不合作”的制度均衡,会发生一种自增强过程,难以被打破;但是,它还是在许多国家被打破了,只是打得很艰难。破解这种均衡,是一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动力问题。我们还是拿意大利来说事。

意大利1860年建国,但直到二战结束后一个时期,这个国家还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上层是共和国,下层是帝国”这个话可用来反映这个国家的制度的一个侧面。国家主要政治家是参加选举的,有民选总统,也有议会,但地方政府的首脑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于是,这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1948年已经有了改革动议,产生了关于地方政府选举的新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右派政治家担心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当时国际背景使然,这项改革被拖延了,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仍然是中央政府控制。欧洲国家作类似改革的还有其他国家,如丹麦,但曾被称作“欧洲病夫”的意大利作这样的改革其意义更加深远,其经验也更值得关注。1968年,意大利的改革重新启动,一系列故事发生了。帕特南是这场改革的见证人,他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想回答意大利这个国家究竟是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均衡,实现民主政治的。有这么几个因素很受帕特南看重。

第一,是改革的次序。没有地方自治,就没有民主政治,但实现地方自治的条件是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基础。尽管中央政府实行了普选制度,有了一部民主政治的宪法,但因为垂直控制所导致的庇护-附庸型关系,使意大利的政治腐败异常严重,社会生活中“永不合作”的囚徒困境难以打破。对于这种局面,包括共产党领袖在内的一批地方精英是不满意的,他们竭力促成改革。不难理解,改革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改革竟在二十来年的历程中成功了。从改革的过程看,地方精英和中央精英有可能坐在一起谈判,而中央精英受选举制度的制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利益,使得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有了某种一致的可能。所以,在意大利,民主政治的扩展,是以中央政府的民主政治形式为前提的。试想,就关键的改革(如基本宪法秩序的改革),如果中央政府改革在后,地方政府改革在前,政治冲突将大大增加,改革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改革的夭折也将更容易。地方政府先行改革,改革的节奏难以控制,由各种历史原因导致的离心倾向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如果中央政府先行改革,地方精英先在最高层练习谈判、合作,同时,他们的岗位(如总统、政府部长、国会议员等)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去优先考虑国家整体利益,从而在利益冲突中先产生中央层面上的利益均衡,并努力把握地方改革的节奏。

第二,民主政治不是一纸法令可以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的实际发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民主政治的真实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帕特南感叹说:“人们可以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有时甚至是一年接一年地考察制度的发展,然而,……制度变迁的节奏是缓慢的,要清楚地看到一个新制度对文化和行为产生的显著影响,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想建设新制度的人和想要对此做出评价的人需要耐心,这是从意大利地区试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帕特南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认为改革的最终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制度建构而言(不仅是制定宪法),时间的计量是以10年为单位的”,制度要改变历史文化遗产,需要的时间更长;意大利的20年改革几乎察觉不到对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其实,不仅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漫长性我们有深刻印象,就是对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某种“无序”性,我们也不应该陌生。在关于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篇文献中我们看到,在英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早期,选举中的违法无疑是广泛存在的。从较富有的地主们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确在选举中进行阴谋策划,但是,“在市镇中奋力拼搏的中产阶级社群里”,这种情况就要少的多。18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发生了要求议会纯洁化的广泛的运动,主要目标是保障选民的权利、保障当选人的独立性、恢复三年一届的议会、减少税收等,参加的主体是“绅士、教士和不动产的保有者”。早期西方国家议会里的打架现象司空见惯,前几年的台湾议会也是如此。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士经常借用这种现象来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中国农村选举中贿选、暴力等现象也已经产生,并成为一些反对者的借口。

第三,帕特南发现,改革过程的长短与历史文化遗产有关。意大利的宪政改革实施以后,各地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帕特南设计了一组指标来描述这种情况。在南部,“选举制度下的政府管理还不如旧式庇护制度下的管理有效率”。北部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政府绩效明显高于南部。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帕特南发现,北部社会存在大量社团组织,如合唱团、足球队、扶轮社、甚至是鸟类观察俱乐部,那里的人关心公共事物,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进一步深究,帕特南发现,北部地区早在12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景观,人民培育了比较强的公共精神。帕特南把这种横向的社会网络关系称作“社会资本”。帕特南著作的最后一句话是: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关键。

第四,解决好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意大利北部的民主政治发展比较顺利,与那里的农村社会有密切关系。早在19世纪,这里已经发育了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即使在最贫穷的农民中间,中世纪的合作传统也长期维持。但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庇护—附庸体制之下,农民之间相互不信任,发展了一种“非道德的家族主义”,不得不顺从权势阶层,甚至到后来顺从了黑手党。

第五,中央政府的统一改革部署和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相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策略。改革对于社会来说总是一件新事物,决无可能被人设计好以后一次推行完毕。中央政府的高层政治领袖依照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改革的具体部署要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改革的竞争中,社会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这是一种所谓“干中学”的方式。

三、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深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说中国就存在一个从上至下的坚不可催的“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事实上,中国社会在一定层面上也表现了良好的合作性。中国是可以改变的。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农民的种种陈词滥调中,有一个是说中国农民不大能够合作。有一种皮相之论,说中国人本来就缺乏合作的传统,或叫做中国人没有这样的文化基因,例如,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传言: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对于这种“文化素质”论,我历来心存警惕。还有人说中国农村社会有一种马铃薯结构。相比之下,欧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农村有上千年的合作社传统。——我以为这种比较纯属妄想无知。近些年也观察到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合作精神以及民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到江苏、山东等地做调查,发现农民的合作社或专业经济协会在一步一步地向前迈步。

但从另一方面看,就目前的现实看,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一个建立在广泛信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使我们的市场经济有很高的运行成本;我们的社会控制系统也还不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系统,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有了某种潜在的不稳定性。官场腐败、商业欺诈和动辄发生的所谓“群体性事件”都表明我们存在“合作”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也存在自己的“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问题。

前一节介绍的帕特南关于如何打破“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的观点,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我们仍然要解决三个方面的基础性的问题。

首先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工作目标是提高社会的民主程度,积极发育民间组织,为民间创新冲动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要在适当的层面上减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扩大民间社会的权利。政府的存在会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可惜这种替代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在大量情况下,政府行为替代民间组织以后,会出现严重的效率损失。可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里,政府的活动才是必要的。国家安全、经济秩序、经济总量平衡、社会公正、环境控制、大型江河治理等,大概是政府应该操心的事情。要对中国民间社会的创造力有充分信心。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一些表面上的差别往往被学者或利益集团的领袖放大,并被固定为所谓“文化”上的差别,这是愚蠢透顶的事情。中国人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只是因为我们长期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涉入社会程度最深的政府,才闷死了民间合作的许多可能性。改革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二是要解决政府控制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之间以及每一层级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问题。地方权利增大有利于加强社会的横向联系,降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方面的合作成本,也有利于在关键领域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这里也有两个具体改革任务。一方面是各级政府之间权利关系的界定。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方面的进步不明显;中央政府管得事情有增无减,而一些老大难问题如土地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还是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不“舍”不“得”,地方权利适当增加,中央的权威才能更有效地行使。还是那句话,中国很大,国内治安、影视娱乐管理、教育管理、社会保障、都可以交给地方办,中央政府甚至可以不设相应管理机构而代之以行业协会或其他协调机构。需要搞地区平衡的一部分事务可以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处理。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网络的构架问题。现在的改革思路倾向于缩短中央权威的行使链条,在省和县(市)之间的管理层次取消掉,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权力链条缩短以后,权力链条的密度可以增加,省级区域可以多设,这样有利于中央政府行使区域平衡的职能。要重新检讨“自治”概念。在现代社会,“自治”的必要性更多地来自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来自民族事务的处理。在世界发达国家兴起联合浪潮的大背景下,我们还守着传统的自治概念,很值得思考研究。每一个省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治,不独是民族地区需要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民族自治区改为“省”的建制也值得考虑。特别从长远看,这样的调整有利于国家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协调,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第三是处理好劳资关系,解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信任与和谐问题。目前,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城乡之间的矛盾。人们常常把普通职工的低工资归结为劳动市场的过度竞争,但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劳动市场的竞争不规范、不完全,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工作时间过长且没有合理报酬在各个领域都已经是严重问题,甚至在国家机关也是如此。一部分高端劳动力兼业现象相当普遍。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累进性质不明显,甚至从实际操作看有累退性质。这些现象的后果是严重地减少了工作岗位的供应,加剧了就业矛盾,影响了劳资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一个社会会有许多矛盾,但归结起来说,能影响到社会均衡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的,也就是上述三个方面。如果在我们国家要解决“永不合作”的社会均衡问题,恐怕也从上述三个主要方面的工作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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