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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的博客

解放农民的故事没有讲完

 
 
 

日志

 
 
关于我

党国英:1957年6月出生。陕西子长人,研究员。高中毕业后到当地农村插队,恢复高考后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士学位,兰州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6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宏观室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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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创造者致敬  

2007-01-01 18:16: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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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者令我们景仰
——06年中国改革的一个观察视角

在我们的世界,大凡异乎寻常的人或事会使我们惊奇;如果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张扬了社会正义、扩大了公众利益增长的通道,更会使我们景仰或感动。令我们景仰的这个人如果在自己的行动中牺牲了个人利益,他便会被我们看作英雄。再如果这个人的事业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且穷毕生精力为自己的事业作出奉献,他就会成为我们心中的圣人。

当今中国应该是出圣人的时代,谁是圣人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是英雄遍地,而令我们的感动的人或事情更是难以计数。我的生活工作范围决定了我很难接触到大英雄,更不会看到可能要成为圣人的人,但我能看到许多令我感动和景仰的人或事。在林林总总的人物和事件中,我还是愿意把它们归为几个类别。我欣赏创造者,欣赏具有创新意义的事件。而在当今中国,最具有创新价值的莫过于能推动中国加快社会转型的人和事件。它们是三个类别,分别涉及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对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对劳资关系的调整。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本质上是民主政治的扩张,是国家过多的权利向社会回归。然而,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能性总有人持怀疑态度。一位热心观察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人士曾经问我:中国真有村民自治成功的案例么?我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有的。2006年,有一位新人物进入了我生活视野,他是天津市武清区纪委书记刘万明。在南方农村报推选2006年全国支农行动奖候选人时,我曾经推荐过他,可惜他没有入围。刘万明不是草根人物,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时代只有草根人物才使我们感动或景仰。刘万明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有可能作出影响一方百姓命运的好事情来,而他的确做了,且做的好。他推进了天津武清区农村的民主政治。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十分重要。我这里不说他们是如何做的,只说目前那里的一种状态。当我问武清区农村的干部和农民:如果现在要取消村民自治制度,你们看有可能么?他们回答我说:不可能。因为这个制度对高层官员,对村干部,对农民,都已经须臾不能离开了。由这个村民自治制度,高层的工作目标容易实现了,村干部的公众动员能力增强了,而农民的心情也舒畅了。村民自治制度成了各方面共赢的制度,他们为什么要取消它?这几年国家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要增修快速道路,天津武清区是必经之地,农民的土地被占不少。但这里没有因土地被占而发生的纠纷。刘万明书记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他对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充满信心,并躬身实践,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也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在中国,类似的可圈可点的人和事还不少,他们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光明前景,我们有理由因他们而感动。我们不是担心农村社会稳定么?不是要建立和谐农村社会么?就学一学天津武清区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做法吧!

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当今中国政治家回避不了的问题。在这个角度,我比较关注广东的动态。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广东省的政策在国家政策大背景下就有了特殊意义,这不是说广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而是说广东善于在中央政策的模糊地带去搞适合自己省情的具体政策。但是这在客观上加强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利边界的意义。2006年,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广东省在2005年10月发布并实施了《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这个地方法规规定了广东省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等内容。这个法规引起政策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原因是它与国家现行法规存在一定冲突,它出台后人们看着中央有关部门会有什么态度,但直到2006年结束,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另一件事情是广东2006年曾经发布一个讨论意见,提出要在基层选举中允许候选人以某种方式搞自我宣传。尽管后来出台的正式意见中这一条被取消了,但它说明广东官员还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寻求创新和突破。如果这一条能够实施,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非同小可。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转型时期,某些方面中央要加强权威,但某些方面应该扩大地方权利,最终,地方的权利应该比现在大出许多。实现这个任务不容易,不仅需要高层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和行动魄力,也需要地方官员勇于创新。

调整劳资关系不仅关乎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我赞成国务院总理在一些讲话中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放在各种问题的首位。但是,我国的就业政策从导向上看大体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以为依靠对总需求的控制就可以实现就业目标。事实上,中国的就业问题在现阶段主要应靠结构调整来解决,特别是要通过调节劳资关系来解决。按我的估算,国家仅仅在严格执行劳动法方面做好工作,就有可能创造出3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再辅以更强有力的收入调节政策,就业岗位还会增加更多。这方面工作的薄弱,正是我国GDP增长连年大幅度超过就业增长率、外汇存底连年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我早就期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专家的们幡然醒悟,站出来呼吁国家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调节劳资关系,并影响国家的政策,但可惜我的希望在2006年仍然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似乎更热心论证资本家“第一桶金”的合理性。我也赞成不要引导公众去算资本的旧帐,但如果我们原谅了“第一桶金”的某种污点,总应该让“第二桶金”、“第三桶金”鲜亮一些吧?前年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薪感动了全国人民,相关形势有了变化。2006年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是对落实总理指示的一个具体行动。但这个文件仍然回避了户籍制度问题,也没有在微观组织创新上有所突破。现有的工会对保护城市职工的利益也乏善可陈,岂能在保护农民工的利用方面有所作为?在调节劳资关系方面真正令人感慨的竟是市场机制的力量,是中国劳动者的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2006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又有所提高,是因为中国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中国农民们继续义无返顾地走向城市,追求更高的收入。过去不大出门的西部农民们也行动起来了。他们知道自己家乡的那点土地不论投入多少也不会让自己富裕起来。他们走到了城市,这样一个存在尽管看起来还不强大,在资本面前他们是弱者,但由他们的弱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必将影响坚持“以人为本”施政方针的各级政府,迫使政府不断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希望政府在来年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调节劳资关系。

观察我们这个社会的创新者们的工作可以有多种视角,但我以为用以上三种关系的变化来衡量创新行动的后果最为重要。人们常常呼吁调节城乡关系,而城乡关系的背后不过是以上三种关系。如果没有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没有积极的城市化政策,中国农村建设就没有出路。如果不能合理确定国家治理的行政层次,并赋予每一层次合理的权利和责任,农村最基层的政府就摆脱不了永远被“援助”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设立在城市的上级政府的纠错机制就建立不起来,农村发展的步伐就会迟缓许多。调整这样三种关系的任务是艰巨的,甚至是充满风险的,不能一蹴而就,但更不能畏首畏尾。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已经有许多杰出人士或领袖所做的工作令我们感动,我们期待他们更加勇敢和智慧,把实现中华民族的社会转型任务再向前推进一大步。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六大目标实现之际,我们的持久感动会变为深切景仰向他们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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