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的博客

一、中国农业成长、农村发展究竟与土地承包制度有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包括最近媒体在热议的华西村的问题。有这样一种观点，以为凡是没有搞土地承包的村庄都富裕了。在传统思维看来，这种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似乎大部分明星村都没有进行土地承包。但这种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搞承包的村庄很多，但很多并没有富裕。

再深入一步，也有人认为，现在农业单产较高是科技水平提高的结果，如果过去的科技水平也如今天一般，农业单产也会不错，和土地承包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我的看法是，单产的提高和承包制是有关系的。第一，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在很多情形下，这不是夸张。但我们对“国家”这个词可能并不真正理解。若用英文词，我会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

聿 文的《中国必须赢》不是一部纯粹学理性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对策研究报告；这种报告常见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文献库中，通常由专家写给议会议员看； 议员们离不开专家的研究报告。学者们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主要通过这个路径来体现。他中国的情形不同。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一般不在立法讨论 中举行公开辩论，更不会把学者请到会场举行听证会。我们

南方日报：城乡协调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党 国英：从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讲，我看到的是农民收入在增加，统筹城乡发展是有效果的。我们现在正在“刘易斯拐点”上，突出的标志就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提 高，提高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能够在城市里稳定下来的基础变得更好。很多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农村资源相对增多，在市场化的前提下，农民只要 勤劳就会有收获。农民收入和劳动力有效的工作日长短成正比，只要看见农民比原来忙，就说明收入有所增高。再加上这些年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增，这对农民收入提 高都有推动作用。不能只看到一些土地撂荒，还要看到土地的利用率提高、技术进步了，否则不会粮食连续九年丰收。

人 以群分，或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条件，或成为许多悲惨事件发生祸根。对后一事实的探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却鲜有好的理论让人享受。一般宣传层面的上 的说法，不仅在逻辑上常常漏洞百出，还会给现实的国福民祚带来很大损害。经济学理论中里也有关于超越个人的“集体”的概念，但却不足以解决我很多深层次的 困惑。一段时间以来阅读的一部美国学者泰勒等人（S.E.Taylor etc）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谢晓非等翻译），却让我心里亮堂了许多。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 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 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 定。

过30余年改革发展，回望中国，中国人仿佛变得不再认识自己的国家;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骄傲，同时也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我们见证了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在这块热土上，常常有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骤 然呈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但我们耳边也有警钟鸣响：我们还能续写发展的辉煌么?国内外有识之士纷纷指向一个严峻问题：中国能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在怀疑的声浪中，寻找着能让我们收拾信心、续写辉煌的力量。

　　“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不是学者凭空杜撰的概念，因为的确有的国家在经过一个较快经济成长期、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支撑更 高水平的发展而陷入经济的长期萧条，甚至陷入政治动乱的泥淖。但远不是所有国家都绕不开“中等收入陷阱”。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就可以实现持续 成长。就中国而言